降职安置或将成为历史，军转干部带编安置方案已上报国家机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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降职安置或将成为历史，军转干部带编安置方案已上报国家机关

　　据悉，军转干部带编安置的方案，已经上报国家机关进入最后征求意见阶段。随着“两会”的日益临近，亦不排除赶上节奏、排上日程的乐观可能。同时甚至有消息称，未来可能每年会有两次转业机会。

　　其主要精神大致是：军转干部每年会按照符合安置条件的数量，带编制安置，从而不再受安置接收单位缺少对应编制的限制;同时，编制的确定往往也包含了岗位及待遇的确定，接收单位将不能再以岗位所限为借口，降低军转干部的应有待遇。

　　这一举措，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军转干部的关心爱护，或将较大程度改善军转安置工作局面，让“社会尊崇”进一步落地生根。从中也可以预测至少两个趋势：一是计划安置这种转业方式不会取消;二是国家对军转干部安置工作越来越重视，未来的安置形势也会越来越好。

　　1.缺少相应编制是军转计划安置的主要矛盾

　　因为军转安置的主要去向，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，这些地方都有越来越严格的编制限制。现行的安置办法在解决这个问题时，规定并实行的是每安排4名军转干部，解决一个公务员编制。在地方编制本来就已经很紧张、并且深化改革又要进一步裁减编制的情况下，显然存在僧多粥少的困境。

　　为了完成安置任务，地方政府通常是采取超编超配、以及安排参公的办法。这一做法又造成许多矛盾：首先是军转干部与地方人员争编制争岗位的矛盾。别人熬了许多年，好不容易空出一个位置，结果军转干部从天而降，显然会增加地方人员的不满，并有损团结，影响工作。

　　其次是因为无法全部落编，只好对军转干部采取降职安置。既伤害了军转干部的感情，动摇了现役官兵献身国防的事业心，也激化了军转干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一些矛盾。

　　再次是造成地方对安置工作的抵触和不积极。有些地方政府认为，解决军转安置是在替中央出力，但上面既不给编制，又不从财政上给予支持，而让地方既背责任又背锅，于是存在程度的抵触，影响了安置工作质量。

　　2.缺少编制也是造成军转降职安置的重要原因

　　被降职安置是几乎所有军转干部对安置工作的最大意见。明明是国家功臣偏偏要像被处分过一样遭遇降职，这一相对较为普遍的情况，既使得军转干部在心理感情上受到伤害，也无益于军人“尊崇”之社会地位的确立;更使得他们在经济利益上受到直接损失，因为有许多福利补贴是与岗位和职级挂钩的，降职安置的结果不只是降职务等级、还包括降收入降待遇。

　　造成降职安置这种不合理现象，既有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政治意识不强，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，以及对军转干部缺乏责任、缺乏感情的原因，也确实存在实际困难。降职安置这一现象，是上个世纪百万大裁军的时候开始的，当时有太多军官分流地方，完全按部队对等职务安排并不现实，于是转业军官做出了重大牺牲。按道理来讲，军人做出牺牲，地方应该在缓过劲来之后感恩反哺、及时纠正，但是发展到后来，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，竟然成了约定俗成沿袭下来的东西，也着实令人不解和寒心。

　　以缺少编制和岗位为理由，降职安置大行其道。其实关于如何安置，中央早有政策，也多次开会强调，有些地方政府过于强调自身困难而我行我素，既是严重的不讲政治和有令不行，也是对整个军队建设和国防事业的漠不关心与不负责任。“少校中校上校，转业统统无效”、“辛辛苦苦干到营，到了地方等于零”等此类现象的存在，无疑会让广大军转干部群体产生失落甚至轻侮感，也无益于让现役官兵放下后顾之忧、心无旁骛地为国效命。

　　3.带编安置的前提条件是《公务员法》的改革变化

　　过去安置军转干部，主要岗位是按照明确职务的领导干部以及其他的类别来划分的，明确职务的领导岗位不仅有实权，还有实职;而其他一些非明确职务的非领导岗位比如“巡”和“调”，则不仅没有实权，甚至连晋升的空间都很狭窄。于是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领导岗位的竞争激烈，以及宁可超编超配也要争抢一个实职岗位的现象。

　　新修订的《公务员法》草案中，把现行公务员法中“领导职务”、“非领导职务”的设置调整为“领导职务”、“职级”，并重新进行了明确和划分。并规定：根据工作需要和领导职务与职级的对应关系，公务员的领导职务和职级可以互相转任、兼任，符合规定资格条件的，可以晋升领导职务或者职级。同时规定：公务员的领导职务、职级与级别是确定公务员工资及其他待遇的依据。

　　这些新的规定和变化，或许可以简单地理解为：“两条腿走路”。最直接的好处，是军转干部即使未能安排到领导岗位，也能根据部队时的职级套改相应的公务员职级，并且理论上存在既可以由一般公务员转任为领导职务的可能，也存在在现有岗位上逐级晋升职级的可能。“百人争抢一处长”的情况，不再成为必须。

　　4. 带编安置可能会设立的条件门槛

　　《公务员法》的调整和公务员职级概念的确定，使得军转干部安置时，可以自带“有职级无职务”的编制，而不再实行现在的4：1限制。是带着国家给发的“帽子”下来的，不占用接收单位编制，则接收单位也就没理由没借口拒不接收，或者对军转干部实行降职安置。这实际上等于增强了军转安置的计划刚性。

　　公务员“职级”概念的提出，也使得过去降职降工资的操作成为历史。不安排(很大可能不安排)领导职务，但比照退役时的部队级别套改相应的公务员“职级”，这个虽然会有岗位的区别，但不存在“位置”的限制，至少收入和相应职级待遇上的保障可以放心了。

　　但并非所有军转干部都符合安置到公务员队伍的条件，有些只能进事业编和参公。又根据机构编制部门的明文要求，“对机构改革出现的政策性超编、混编问题，以及机构改革前出现的机构编制混杂使用的问题，都要在2020年10月底整改结束”。这等于是说，以后事业编和参公事业编的数量会越来越少，你要么是公务员编，要么什么都不是。

　　与之相对应的，可以想像的一个趋势，就是营以下军转可以享受带编安置的可能性是减小而不是增加了，因为带编安置很可能就是指带公务员编;再结合军改的某些传闻，自然就可以得出未来计划安置特别是带编安置的重点，应该是保障团以上领导干部的。

　　5. 带编安置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待遇不降而非职务不降

　　带编安置，个人认为主要指的是带着公务员编、以及与该编制所对应的公务员的职级和待遇，而非指带着领导职务。

　　《公务员法》的改革，采取职务和职级“两条腿走路”，根据职级确定工资及其他待遇，意味着军转干部即使不安排领导职务，对接军队职级所应享受的车补等实惠也可以实现，而不必再像某些地方实行的“按岗拿钱”，遭受利益损失。这对大多数心态良好的军转干部来说，是欢迎的。

　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不必须安排领导职务，恐怕会成为一种法律允许内的约定俗成。因为领导职务、职级两条线是并行不悖的，只要对应安排了的职级，哪怕不安排相应领导职务也没毛病。客观上看，对那些坚持要求安排领导职务、以及认为“降职”安置主要体现在领导职务降了的军转干部，是不利的。

　　而带编安置普遍施行后，或许也意味着：未来军转干部被安排领导职务将变得越来越难;只给安排的职级却不给实权职务的现象恐将变得更加普遍，而且合法化。

　　当然，任何一项改革举措，都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。满足基本面的最基本的需求，既照顾了军转干部的利益，又照顾到地方政府的利益和积极性，才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。